在党政合并合署之后，党的领导和执政作用已经内化至行政当中，不仅党政联合发文，甚至一些传统上仅属于党务的信息都可能产生外部法律后果，进而影响公民的权利，这类信息原则上应当公开，否则在国务院与其各部门之间，事务与内容合法化水平将会降低。
[41]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页。无论如何，作为宪法适用方式的合宪性解释，是一座关乎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富矿，有待宪法和其他部门法学者共同努力开掘。
[54]将合宪性解释视作法官义务无疑是抓住了合宪性解释的实质，也为合宪性解释在实践中的切实运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合宪性解释设定规范条件无非意在限制法官启动合宪性解释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学界更多的是将合宪性解释视作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加以关注。[20]法律是以宪法为根本法的体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并且考虑宪法价值的法律解释就是体系解释。[42]当私主体之间存在社会公权力事实时，民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就需要诉诸以权利义务倾斜配置为基本理念的宪法，以矫正私主体间事实上的强弱悬殊差距，实现对社会公权力的必要控制和私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实质公平。
注释: [1] 瑞士学者坎皮休和穆勒将合宪性解释规则分为三种，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是具体的法律适用，那么，合宪性解释的法律适用则是抽象的法律适用。[49]机构改革的当下，流程再造宜结合权责清单进行，两者是有机统一的。
[75] 张晓光：《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81] 戢浩飞：《治理视角下行政执法方式变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14] 郑春燕：《行政任务变迁下的行政组织法改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关于作为整体的行政事务应如何分配给数省的问题，宪法没有作任何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事实上，行政实践中行政职能通过政府机构实现，行政职能是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依据，机构改革必须根据行政职能的配置和优化来进行。
这些公私安排使纯粹公的角色或纯粹私的角色的简单划分无法实现。选择系统强调的是行为方式的多元化，优先考虑新型行为方式，实现传统与新型的相互配合，突出行政行为方式的改进，而不是刻意区别对象、违背法治目标选择性执法。[63] 石佑启、黄新波：《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80] 刘福元：《政府柔性执法的制度规范建构——当代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非强制行政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33] 参见[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45] 陈延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之策——政府职能体系变迁的视角》，载《阅江学刊》2014年第10期。机构改革需要实践的磨合，必须让职能、机构与人事等相匹配。[27] 宋余侠、秦正宇：《从行政院组织改造谈公部门改革、跨域治理的观点》，载《公共治理季刊》（第二卷第一期）2014年3月。
实质上，在这一官方的表述中清单管理与行政流程是紧密相关的。改革后机构和人员得到了精简，但转变职能却力度有限。
当然这种划分方式的优点是能够与公民进行直接、方便的接触，但它也容易制约专业化优势。一方面，公众通过公开的信息，可以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评判、分析，进而监督权力。
生态保护类，主要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利用和保护好自然生态，比如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职能。当柔性行为方式不能奏效时，必须依法采用强制性方式。[21] 参见刁田丁等：《中国机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机构改革调控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34] [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具体而言，古利克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因素进行职能与部门的分工：首先，根据机构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来划分组织，即目的标准。三、本次机构改革的实践难点 改革的方向已经指定，目标已经明确，机构改革后能否实现预期，尚需待以时日。
[13] 竺乾威：《改革的逻辑：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从上述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行政职能的调整由改革的次要地位日益上升至主要位置，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得到提升。
[64]因此，内部行政必须具备过程性思维，进行全局性、立体性的建构。[47]在此精心布局之下，如何保障行政职能的协同高效，实现清单管理的更新升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43] 参见汪玉凯主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23]在实际作法上，即是依据‘四化策略（即去任务化、地方化、法人化与委外化），针对各机关业务区块检视，逐步予以去任务化、委外化及地方化检讨之后，再就须由中央行政机关保留执行的业务，规划分别设置行政法人及行政机关。
[89] 朱新力：《困境与出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进阶》，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55]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宪政理论和法治国理论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逐渐瓦解，并且被部分废除。而且，一个组织的结构状况，也代表着这个组织整体上的‘健康状况，一个组织能否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结构所决定。这是因为，行政组织本身非目的，而系服膺于其任务，而任务具有时代性，随时代而有不同……总之，任务决定组织，亦即‘任务——组织之间必须具有匹配性[17]。
[22] 吴敬琏、江平：《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对话》，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经济保障类，主要在于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比如发展改革、商务、财政等领域的职能。
另一方面，高度重视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新型职能，新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与应急管理部。[15] 黄锦堂：《行政组织法论》，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5页。
公共服务指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凸显政府为民服务的本质。[29]简政放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确立行政权的应有边界，给社会、市场与地方让权，借此行政任务明显减少，行政权力得到了瘦身。
[41]因此，系统梳理政府的职能定位实有必要。故凡性质不同的职权，理应进行区分行使。（三）行政职能更新重构——以流程再造为突破口，将清单管理升级至2.0版 从行政职能的范围来看，机构改革就是通过职能的理顺和科学的界定改变传统的全能型政府模式，让市场的事情市场办，社会的事情社会办，地方的事情地方办，确立市场、社会、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合理边界。历经10年之久，四项职能定位保持不变。
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协同模式。再次，为了避免职责交叉，优化职能配置，以原有的一个部门为基础，组建新的大部制，集中合并其他部门的职能，达到了事权的统一。
[70]当然行政三分制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并不是所有部门都适合于采用。权力外移，亦即将权限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公私伙伴，也就是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都能参与服务的提供，需要跨域区域、组织疆界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网络设计[27]。
[45]机构改革不是简单地职能调整，面是致力于构建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内涵型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数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政府职能的变化。